“要像以前一樣的話,我們都在休假了,現在有點像每周一次的裸奔,大家在旁邊品頭論足。”足足抻了“吃貨”們兩年的《舌尖上的中國》第二季(以下簡稱《舌尖2》)終於周播亮相,作為總導演的陳曉卿卻更忙了。一到星期五晚上,陳曉卿就得在5個網上平臺跟網友互動到深夜,不停地回答問題,再看一遍片子的時間都沒有。
  “我們拍的東西常常缺乏疼痛感”
  為了給弟弟上大學湊學費上山挖靈芝和天麻的藏族小伙,東奔西走為了養育兩個孩子的養蜂夫婦,無法撼動機械化帶來的職業末路的中國最後一批麥客,因沒有辦法留住外出打工的父母而黯然落淚的留守兒童……
  用味道編織一個個真實的故事,展示人和食物之間的故事,透過美食來看社會,看到中國的急速變化,中國農業社會結束之前的最後的容顏,正是陳曉卿拍《舌尖2》的良苦用心。儘管早在開機前他就已經放話說《舌尖2》會讓更多的西方觀眾知道中國現在是什麼樣子,不全是田園牧歌式的東西,可看到片中出現的留守兒童、高考、春運、陪讀、富士康時,觀眾的心還是沉重起來。
  從拍《舌尖1》開始,陳曉卿就沒打算在“八大菜系”里糾纏,他的目的很明確,“人情比美食更有嚼頭”。陳曉卿說,從單純追求收視率的角度,那就是展現吃,“如果沒有美食之外的那些承載,我可以信心滿滿地說,這個片子特別好看特別好吃特別刺激,但這點《舌尖1》已經做到了,《舌尖2》總得往前再走一步。”
  拍了20多年紀錄片,給陳曉卿帶來巨大榮耀的卻是一部美食商業紀錄片。可對他來說,《舌尖》不過是個盆景,遠不是他嚮往的那片森林。
  “《舌尖》是一個‘溫和的筐’,有些東西不能說得太直白,我們就把它放進這個‘筐’里。”陳曉卿說,“我們拍的東西常常缺乏疼痛感,表現的更多是刷了綠漆、鑲了金邊的社會,而一批解剖社會、記錄時代的獨立紀錄片,可能更接近我們本質的生活。”
  1992年拍《遠在北京的家》時,陳曉卿到北京已經十幾年了,可還是個跟別人擠集體宿舍的“外地人”。每次室友的老婆來了,他就得滿大街溜達,一路上數燈。看著街邊那麼多樓都亮著燈,心想怎麼就沒我一間呢?
  那時候,每次出差回來,陳曉卿還總是車站旅館拉客人爭搶的目標。正是這種對一個城市疏離和親切交織的複雜情感,讓他把鏡頭對準了一個特殊的“北漂”群體——安徽小保姆。陳曉卿用一年半跟拍了22個第一次到北京做保姆的女孩兒,作品充滿情感和關懷,片子出來,他的老師朱羽君教授看哭了。
  1993年底,有了些名氣的陳曉卿接手了一部反映希望工程的片子《龍脊》,播出後比《遠在北京的家》反響還大,看哭了更多的人。這兩部紀錄片後來分別獲得了1993年四川國際電視節金熊貓大獎和1995年四川國際電視節特別獎。那幾年,熒屏上到處都是對平凡的人、平凡的生活的記錄。陳曉卿以為自己會這樣拍一輩子,一直關註生活的殘酷,普通人的掙扎和隱忍。
  但後來,反映社會現實的紀錄片漸漸淡出主流熒屏,中國電視紀錄片成為“文獻紀錄片大聯展”。作為一個“體制內紀錄片導演”,陳曉卿的鏡頭也自然地轉向了中國現代史的領潮人物,先是《朱德》,接著是《劉少奇》。
  那段時間,陳曉卿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“惡補”黨史和傳記,直到今天他還能告訴你哪部高級將領的傳記含金量最高,哪段史實和他當年採訪過的當事人所講有出入。拍完《宋慶齡》,陳曉卿的文獻片生涯告一段落,藉由《見證·影像志》欄目回到普通人中間,又接上了地氣。
  可進入21世紀,“接地氣”的風格又不受待見了,熒屏上開始沒完沒了地娛樂,“恭喜你,答對了”,“OK,給點掌聲好不好”,不是讓你笑得一臉稀爛,就是教你哭得稀里嘩啦。“現在的電視生態發展太畸形,電視臺有個致命的東西——收視率。其實好片子太多了,比如紀實題材的片子,那些好東西沒法在電視上播啊!”一說紀實題材,陳曉卿立馬來了精神,他說自己常常會看完一些獨立導演拍的片子晚上睡不著覺。最近上映的《鄉村裡的中國》、《請投我一票》,他就不厭其煩地向大家推薦。
  一部片子從最初極好的創意到折衷、讓步、完成,這些年看得太多,陳曉卿不再習慣一臉嚴肅地談理想。“20年前太不理性,很多歡樂都是建立在感性的基礎上的,現在太理性了,一點歡樂都沒有了”。要說有一點成就感的話,那就是《舌尖》這個片子給紀錄片產業帶來的變化,對這個行業的推動,有自己的一點貢獻在裡面,“包括敘事的建立,印象風格的追求”。
  一個朋友曾調侃陳曉卿:在電視臺工作的,稱為“政府雞”,獨立製片人,可以自由自在拍東西,稱為“土匪雞”。有沒有想過當“土匪雞”?陳曉卿的回答很是閃爍,他說自己是一個“內心很嚮往自由又特別懶的人”,連職業都是機緣巧合走到這一步,“我的理想是要當個作家,考大學的時候因為個頭和眼睛,給收到攝影系了”。
  在博客里,陳曉卿也不止一次提到“體制里的隱忍”。但他現在更多的還是滿足,“經常想以前一起拍紀錄片的人,我算很幸運的一個,對美食感興趣我可以拍《舌尖》,同時代的人都還沒我自由,他們心裡想拍的東西還是很難找到資金、設備和團隊。沒人逼我必須去完成自己不願做的命題作文,這是我比他們幸福得多的地方。”
  “不需要用什麼作品證明自己”
  “剛纔那眼神真好!”“利索多了,繼續割肉!”機房裡,陳曉卿面對顯示器經常興奮得兩眼發光,哪個鏡頭一定要刪,哪個可要可不要,一句話出去經常“屍橫遍野”,可憐被“宰割”的分集導演心早就碎了一地。
  把自己和分集導演們關在機房裡,昏天黑地了好幾個月,陳曉卿說自己得了“審片綜合徵”,可揮刀下去卻一點不見手軟。
  “陳老師,不要這樣不要這樣,肉要一點一點地割。”導演陳碩被砍了60多分鐘,到後來每一刀都砍在心尖上。
  “能讓他們把一個故事改12遍,刪得編導直哭。”陳曉卿笑道,一次導演胡博打電話說已經剪到48分半,一個鏡頭都剪不下去了,怎麼辦?“我說你把硬盤和電腦都拿到我這兒來,我幫你砍。電話那邊立刻急了:‘那算了,還是自己來。’”
  還有更慘的,拍攝中因為某地方台干擾,一個完整的大故事最後硬是被刪成30秒,“沒辦法,被劇透了啊。”對於自己的“暴行”,陳曉卿也很無奈。
  《舌尖2》涉及300餘種美食,拍攝了150多個人物故事,但所有編導都認為,在創作的所有環節里剪輯成了最虐心的一環。《腳步》導演李勇為了找片中林芝採蜜人花了20多天,拍攝花了4天,爬樹採蜜那段用4個機位拍了4個小時。而在最後播出中,採蜜的鏡頭只有兩分鐘。《舌尖2》的成片比達到了1∶150,也就是說,觀眾看到每一分鐘的畫面,都是從150分鐘的素材中剪出來的。
  下手雖狠,在導演們看來,“人格魅力很強”的陳曉卿其實很懂管理藝術。編片子的時候,他坐在那裡不怒而威,氣場強大;導演們發生爭執的時候,他就搖身一變成了極有公信力的“居委會大媽”;劇組人困馬乏“胃虧肉”的時候,他還會親自下廚做一碗“憨厚的紅燒肉”激發大家的鬥志……粗獷的外表背後,陳曉卿的心很細。
  可陳曉卿對自己的評價卻是:邏輯思維能力差、心軟、耳根子也軟,不會擺譜,不善公關,“拉贊助,談一個崩一個”,“不是一個好的管理者”。
  “我這個人記性特別不好,但對內容的記憶特別深刻,從我這兒立項的選題,每一個都能說出來誰做的,大概什麼內容,它好的地方在哪,哪些地方讓我心動。”陳曉卿現在更多要做的是事務性工作,比如從一個管理者的角度,每個月從紀錄頻道通過的200多份選題中優中選優,剩下的核准價格和周期,對每一個項目提出創作方向,然後從調研到選題,到文案到拍攝、播出對節目進行監理。“但每次被問到這個節目多少錢,哎呦我得趕緊問一下,這個節目什麼時間交片,哎呦我得趕緊問一下,最關鍵的兩個都答不上來。”陳曉卿笑言自己對數字沒概念,所有銀行卡只有一個密碼,所有帶密碼鎖的行李箱都打不開。
  真正黑下臉來的時候也有。《舌尖1》因為沒拍魯菜,有個山東朋友每天在陳曉卿的微博上留言,說膽敢來山東,來一次打一次。拍《舌尖2》的時候,各地美食都想來露一臉。陳曉卿的微博私信每天能接到30多個自薦的家鄉美食,談合作的人踏破門檻。“我老家安徽有種食物叫符離集燒雞,為了上《舌尖2》兩家老闆都來找過我,東西也很好吃,但不符合我的主題,拍出來太刻意。”後來陳曉卿發現“大義滅親”是件特別明智的事,以後找上門的就可以輕鬆擺平了,“一般他們處理不了的時候,都讓我來處理。因為我也沒什麼朋友,我也不想做官,都擋掉了,沒有擋不掉的。”
  陳曉卿從來不說《舌尖》拍得有多好,“舌尖肯定不是心尖”,他甚至沒覺得自己有最好的作品。陳曉卿曾經是央視最年輕的高級編輯,也是中國紀錄片界屈指可數的拿過多項國際大獎的導演之一。家裡沒有一個獎盃、獲獎證書,也沒有照片,沒出過作品集,“那東西太浮雲了,我2005年的時候就想通了,不需要用什麼作品證明自己,這其實挺無聊的”。
  每天被七八十個電話追著跑,作為紀錄頻道的節目運營部主任,組織生產占用了每天大部分時間,陳曉卿說自己“忙得沒有了生活”,創作的機會越來越少,幾乎沒有了。不過,從《舌尖2》劇組年輕導演們身上,能隱約看到20年前的自己,“自己很多想法可以通過他們來實現,是另外一種喜悅,也挺開心的”。
  “我就是想讓觀眾開心”
  今年年初在廣州做《舌尖2》宣傳,陳曉卿帶一幫朋友出去吃飯,到了地方忽然發現頭上冒出一個巨大的霓虹燈廣告,上面閃著“舌尖上的夜宵”。街邊的路燈下,陳曉卿尷尬地笑笑:“嘿嘿,早知道就不來這兒了。”
  這兩年,陳曉卿出去吃飯,發現大大小小的城市裡,到處都是“舌尖”。開始是各種驚訝憤怒,後來慢慢就習慣了。
  《舌尖2》做後期的時候,有一天陳曉卿接到一個查問快遞是否收到的電話,說是給他寄了一箱大閘蟹。沒等一頭霧水的他弄清怎麼回事,對方就開始在電話里埋怨起劇組來:“你們要的錢太多了!”
  像這樣平白無故挨罵可不是頭一回。“貼錢的事兒我們幹了不少,要錢卻從來沒有過。”在陳曉卿的印象里,從第二季籌備騙子們就沒消停,隔三岔五自己就得像祥林嫂一樣解釋一次:“你們被冒牌的騙了,先別驚動他,快去報案吧。”
  當然,比起這些稀奇古怪的麻煩,“舌尖效應”帶來的更多還是實惠。由於第一季的大熱,第二季在立項之初就被廠商追捧,投放硬廣告高達8900萬元,堪比電影《私人訂製》的植入廣告。不少商家還通過新媒體搶搭“舌尖快車”。早在去年1月,《舌尖2》尚未開拍之時,就有一段號稱“《舌尖2》預告片”的視頻在微博流傳。後經核實,這段視頻其實是一段品牌宣傳廣告。更讓劇組哭笑不得的是,還有“記者”追問陳曉卿:“您覺得某某品牌的產品怎麼樣?”
  “我們都不敢說自己是《舌尖》攝製組的,就怕被飯店館子的老闆架走去拍他們的東西。”一些導演告訴記者,在前期調研和前採的時候,他們都是“匿名”狀態,因為找上門來尋求“合作”的商家實在太多。
  即便是對數字的反應比較“遲鈍”,陳曉卿也明顯感受到了《舌尖》的商業號召力,“從來沒試過一個做紀錄片的地位能這麼主動。”陳曉卿笑道,熱錢滾滾,但“靠譜的其實也不多”,有投資人點名要他拍美食片的,也有品牌要在片子里植入軟廣告的。“我們怎麼能幹那種事兒?”陳曉卿心裡有數。
  “美食紀錄片是國際紀錄片市場特別好銷的一個東西,我們整個製作的模式是照著商業紀錄片的套路在做,結構、影像的控制,都借鑒發達國家媒體總結的經驗。”陳曉卿感觸最深的是BBC的同行、《非洲》的製片人Mike Gunton談到過的“8分鐘定律”,說的是電視觀眾的視聽忍受極限是8分鐘,一個好故事要在8分鐘之內講完。開始他還只是將信將疑,直到發現《舌尖1》的第五集用11分鐘講了一個故事,播的時候看實時的收視率曲線,到了8分鐘那裡,“刷”就掉下來了,而且半天沒起來。
  “這次大家看《舌尖2》會發現,我們都是50分鐘7個故事。”陳曉卿說,過去很多紀錄片人有點心高氣傲,很少能沉下心來仔細研究。
  其實,一鳴驚人的《舌尖》並不是陳曉卿的第一部商業紀錄片。早在10年前,他就接受了一次“商業”對自己“精神潔癖”的挑戰。
  2003年,有了筆錢,台里讓做個自然類的紀錄片,先請老外來做培訓,接著全欄目人馬分組奔向森林……4年之後,耗資1000萬元、描述中國森林版圖的11集《森林之歌》終於得以在2007年末一個深夜時段播出,收視率卻創下同一時段4個月以來的最高點。
  這是陳曉卿的紀錄片生涯里第一次扳著指頭算錢。
  “我就是想讓觀眾開心,我不覺得觀眾需要培養,再說觀眾也不是你用片子去培養的。”現在的陳曉卿看起來很願意放低身段去適應市場,似乎也更瞭解電視觀眾需要什麼。
  “在吃上一直沒有禁忌,還有很強的好奇心”
  《舌尖1》之後,陳曉卿的生活有了不少變化,“但不是自己喜歡的那種變化”,最大的痛苦就是和朋友在一起吃飯的機會越來越少了,“‘老男人局’很久不能正常運轉了。”說到這個,陳曉卿一臉的懷念。
  陳曉卿有個著名的“老男人局”,一到飯點,他的手機上經常會收到一個問號,他回覆一個感嘆號,那邊就回一個地點,有點兒對暗號的意思。每周至少兩次,陳曉卿和朋友們吃著特別低端美味的食物,有事沒事湊一塊瞎聊,一聊就是好幾年,彼此找到了老婆孩子熱炕頭的感覺,大家管這個叫“組織生活”。
  “各種商業利益裹挾的圈子都不好玩,我喜歡我們‘老男人局’那樣,相互之間沒有訴求,大家是一個無政府狀態”。陳曉卿說,“老男人局”陣容包括出版人、先鋒戲劇導演、文化記者、主持人,見了面都互相挑毛病說狠話,不像其他的飯局,見面就互相抬舉。
  可現在陳曉卿卻身不由己,經常礙於面子被拉到各種各樣的飯館去,“又貴又難吃,又不會說那些奉承的話。再好吃的東西,跟一幫‘大貓’一起吃,那也不好吃了”。
  “五千年的中華文明史,每一篇都寫著兩個字:吃人。”這是陳曉卿掛在嘴邊的名言,翻譯過來就是,最好吃的東西肯定都是和桌上人的言談笑語有關的,必須和聊得來的有共同志趣的人一起吃,才能吃出精彩。
  拍《舌尖2》的時候,陳曉卿把《舌尖3》的分集都交上去了,這個自稱“資深吃貨”的紀錄片人,一肚子都是美食故事。
  陳曉卿愛吃,可平時對高大上的知名酒店卻一向不怎麼感冒,專愛吃衚衕里別人找不到的“蒼蠅館子”。這種美食觀滲透進《舌尖》,就是沒有專業大廚製作的精緻菜品,所有美食均出自尋常人家,特別草根。“在北京吃麥當勞的錢,在全國70%的地方都能吃得腦滿腸肥了。”陳曉卿說。
  1965年出生的陳曉卿把自己定位在“饑餓的一代”,成長的時候食物不夠豐富,加上老家地處皖北,那裡的菜談不上什麼特色,所以打小就沒留下特別固定的故鄉口味的烙印,“直到現在,我還沒發現自己不喜歡吃的東西,在吃上一直沒有禁忌,還有很強的好奇心”。
  上世紀90年代初,陳曉卿經常去同學同事家蹭飯。“有一個杭州的同事,那是個特別寒冷的冬夜,他邀請我上他們家吃飯,他媽媽做的醬雞真是特別好吃,我一個人就吃了一隻。”後來陳曉卿去杭州找了很多地方,但是再也沒有那個味道了。終於有一次他忍不住問同事:“阿姨最近有沒有做醬雞啊?”人家回答:“到家裡太複雜了,還要洗碗什麼的。你說,你挑地方,我們去哪兒吃好?”這讓陳曉卿很是失落:“這兩年‘吃貨’多了,可選擇的餐廳餘地也大了,也吃得起了,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們也失去了很多東西,永遠都找不到了。”
  2002年做了一檔叫《味道中國》的節目之後,陳曉卿開始對美食正式著迷,有時候吃了不行還把它寫下來。“2004、2005年我就開始寫美食博客‘人老豬黃’了。我乾什麼事情都沒長性,小時候記日記從未超過倆月,沒想到博客一寫就是快10年,寫東西其實是件又安靜又過癮的事,跟拍片子一樣”。
  很多人都在博客里寫吃,但陳曉卿不一樣,同樣寫吃,他寫的是氛圍,寫的是美食記憶,味蕾記憶。
  陳曉卿寫過一篇博客叫《一個人的面館》,那是位於北京府右街的一家朝鮮冷面館,從1982年上大學開始他吃過上千次,那時他拿著學校免費辦的公共汽車月票到處拍照片,中午回不去就去吃,當年拍什剎海、恭王府、北海、闢才衚衕等老照片時都是在那兒吃的冷面。一碗兩毛一分錢,三兩糧票,最火的時候長隊能一直排到西安門大街上。
  一說數字就一臉茫然的陳曉卿,說起30年前四川飯店的菜價卻毫無障礙:“魚香肉絲、宮保肉丁都是9毛錢,荔枝肉片1塊1,麻婆豆腐7毛。”1982年到北京上大學,家裡每個月給15塊錢生活費,“一個人去吃吃不起也有點丟人,6到8個同學合資去吃,一人兩塊錢,準保一桌子菜,特豐盛”。
  問《舌尖》里那些美食是不是都是自己吃過和喜歡吃的,回答:“不可能,我哪有那麼大的胃?紀錄片是我的職業,它的內容和我的興趣愛好有非常大的差異。包括我自己在美食上的一些看法、一些理想、一些癖好,都不能夠進入這個片子。”
  現在每次出差回來,陳曉卿還是覺著能跑府右街去吃碗朝鮮冷面就特別滿足。可這種讓他陶醉了幾十年的食物,別人卻是截然不同的感受。一次興緻勃勃帶個四川朋友去吃,沒想到人家奮力吃了幾筷子,皺著眉問:這得是犯了多大的錯才給吃這個啊!
  陳曉卿還愛吃滷煮火燒,曾經一個月把北京所有好吃的滷煮火燒全都掃蕩了一遍,但高脂肪高膽固醇也讓他愛恨交加,規定自己每月只能吃一次,“我愛吃是我自己的事情,是非常私人的體驗。這種私人化的記憶我會用文字表達,對電視這種大眾傳媒,更適合去表現那些有普遍意義的東西。”
  “大家對我的評價是‘掃街嘴’,所以不管是大飯店還是街邊小店,我都能找到。喜歡一個東西,就會研究,就會不停地去這兒吃去那兒吃,吃得多了就知道了。”陳曉卿的手機里最多時存著京城幾千家餐廳的行車路線和訂餐電話,很多還被他編寫成了短信,朋友需要時可以一鍵搞定。
  如今的陳曉卿經常會被粉絲“圍攻”。衣著隨意,滿眼笑意,面對他經常對準別人的鏡頭,反而有些局促。生活的節奏被打亂了,可只要有時間,陳曉卿還是會帶兒子到處去吃。一旦被認出來要求拍照,他總是習慣性地趕緊把嘴擦擦,讓自己的吃相儘量好點。  (原標題:陳曉卿:“直到現在,我還沒發現自己不喜歡吃的東西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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